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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德国扩张和孤军奋战的局势，斯大林于1939年8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不是选择，而是必然。在接下来的22个月里，苏联军队规模增长了两倍，从190万增至570万，制造了24719辆坦克，其中包括1503辆T-34坦克，并将整个工业东迁。美国武官报告称，到1940年底德军入侵前，苏联已将大规模工业转移到乌拉尔地区。苏联将其边界向西推进了200公里至300公里，以空间换取时间。斯大林知道战争即将来临。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仅将其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1%用于军事支出。1941年12月，1.339亿人口的美国仅部署162万兵力——武装人员仅占人口总数的1.2%。相比之下，德国在同年拥有730万兵力（占总人口7020万的10.4%），苏联至年底则有710万兵力（占1.954亿人口的3.6%）。英国虽于1939年就对德宣战，其军事支出已达到政府支出的53%，但其中大部分用于保卫帝国利益，而非对抗法西斯主义。这些数据昭示了英美采取绥靖政策的事实。

　　中国的灾难性人口损失：仅1937年至1945年间有记载的死亡人数至少就有2360万，其中2060万直接死于作战与屠杀，另有300万死于1942年日军侵扰引发的河南饥荒。此前的1931年至1937年中期，日本侵略已造成约45万人死亡。1931年至1945年间有记载的死亡总人数达2407万。若包含伤者在内，总伤亡人数达3500万。但即便是这个惊人的数字，也未能反映这场灾难的全貌。若计入因战争破坏而未能出生的1500万条生命，中国总人口损失超过5000万。西方承认的中国死亡人数约为1400万至2000万，却完全忽视受伤人数，更抹去了需数代人才能填补的人口缺口。

　　当1941年6月德军突破苏军防线时，西方观察家预言苏联只能坚持数周。但是，在短短18个月内，红军就摧毁了整个德国集团军。其中的秘诀在于将革命军事理论与空前的社会动员相结合。纵深作战理论设想多点突破敌军防线，然后利用预备队歼灭整个敌方战线万节火车车厢，顶住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于五个月内撤离至乌拉尔山以东。1650万苏联公民随工厂一同撤离。基洛夫工厂从列宁格勒撤至车里雅宾斯克，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5800台机器就在没有屋顶的大厅里安装并投入运行，而工人们则住在零下40摄氏度的帐篷里。

　　斯大林格勒战役证明，苏军的纵深作战理论优于德军战术优势。朱可夫诱使德军最精锐部队陷入城市巷战，使德军坦克优势无从发挥。每栋建筑都成为堡垒，每个房间都化为战场。当德军在城中耗尽力量时，苏军预备部队已在两翼完成集结。“天王星行动”以数学般的精确度发起攻击，直指德军部署在其侧翼的罗马尼亚军队——这些驻守关键阵位的盟军部队实为德军防线的薄弱环节。同时发起的多路进攻，击溃了这些罗马尼亚军队并包围了整个第六集团军。

　　当我们全面审视法西斯主义在对外扩张之前，如何在国内完善其屠杀机制时，帝国主义民主政权对法西斯大屠杀的默许便昭然若揭。德国将政治谋杀工业化。1932年11月，德国获得了接近600万张选票（16.9%）。在纳粹统治的第一年内，至少有10万名政治反对派被捕（人民领导层估计，截至年底将有13万人被捕，2500人被谋杀）。1933年至1939年间，有三万人被处决，另外有15万人被送往集中营。到1933年底，有27000人被关押在集中营，其中大多数是政治犯。标记政治犯的红色三角形成为系统性灭绝的原型——者充当折磨和杀害下的实验室，纳粹在这里完善的杀人手段，后被用于对付犹太人、罗姆人和斯拉夫人。

　　西班牙将政治清洗科学化。佛朗哥在战线万平民，是共和派控制区暴行致死人数总和的三倍。1939年3月之后，有五万名共和派人被处决。至1941年，囚犯人数达23.3万人。在巴达霍斯大屠杀中，1000名手无寸铁的左翼人士惨遭屠戮。国际纵队志愿者伤亡率达30%——民族主义者“通常会处决所有外籍战俘。”1940年，佛朗哥拒绝了纳粹从法国集中营遣返西班牙共和党人的请求，宣布他们无国籍，并将1万多人关进纳粹集中营。

　　：学术共谋贯穿于具体的机构和个人。文化自由大会拨给中央情报局1700万美元的预算，委托专门的历史学家重写这场战争【9】。欧文·克里斯托主编《文汇》，西德尼·胡克从柏林会议领取报酬，两人实则皆为中央情报局领薪人员。胡克提出了“极权主义双胞胎”论，将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小阿瑟·施莱辛格参加了同类会议，后来他写了《重要中心》，辩称美国自由主义拯救了民主，抹掉了2700万名苏联人死亡和3500万至5000万名中国人民伤亡的真相。中央情报局国际组织处处长托马斯·布雷登后来在《星期六晚邮报》坦言：“我为中央情报局‘不道德’而自豪”——吹嘘自己收买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那些记录社会主义牺牲的人士却遭到系统性打压。赫伯特·阿普特克曾撰写大量有关苏联贡献的文章，但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被正式列入黑名单。1965年，当他试图在俄亥俄州发表演讲时，当局强迫他静立，听他人代读其著作。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尽管在权威期刊发表论著，但却因在《美国外交的悲剧》中记录美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径而屡次被拒绝授予终身教职。1956年联邦调查局的一项调查显示，特工曾接触过61%的教授，目的不是为了调查，而是为了恐吓。

　　：哈佛大学要求亚洲历史学者会两门东亚语言，但对欧洲历史学者只要求会法语和德语。这种守门机制具有结构性：更多的学者可以记录欧洲人的苦难，而中国的伤亡数据仍然被困在语言壁垒之后。当拉纳·米特估算中国死亡人数只有1400万，而中国记录的死亡人数为2407万【10】、伤亡人数为3500万至5000万时，我们看到了制度性利益如何凌驾于证据之上。这个差距并不是统计错误，而是协同抹除的体现。《大英百科全书》——两个多世纪以来英美知识生产的黄金标杆——通过其收录和抹除的内容揭示了帝国主义史学观本质。

　　五角大楼与好莱坞合谋（记录在案的作品逾2500部），确保美国人通过《拯救大兵瑞恩》而非学术研究来了解历史。当《自己去看》(Come and See) 等苏联电影被限制在最多100家影院放映时，经五角大楼审核的电影却可以登陆数千家影院。每一部被压制的苏联电影，都意味着数百万人永远无从得知红军消灭的德国国防军兵力，是西方盟军所遇敌军的十倍。当《兵临城下》（2001年）描绘苏联士兵共用步枪的情节（俄罗斯历史学家指出这纯属虚构）时，其观众数量却超过了所有苏联战争电影的总和。当五角大楼可以用资金充足的谎言掩盖真相时，完全无需封杀真相。

　　当纳粹科学家获得美国实验室时，纳粹工业家则得到了美国的保护。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他的奴隶劳工为德国国防军建造军火库——于1951年获释，他的财富根据美国法令归还。匡特家族靠集中营劳工致富，成为宝马亿万富翁【12】。希特勒银行家赫尔曼·约瑟夫·阿布斯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提供资金，后来成为总理阿登纳的顾问。费迪南德·保时捷使用布痕瓦尔德奴隶制造虎式坦克，他的家族帝国在美国占领下蓬勃发展。没有一个经营集中营工厂的纳粹工业家在纽伦堡审判中受到制裁。

　　但即使是此等对纳粹的可耻保护，若与日本战犯的全面免罪相比，也显得微不足道。两个战败国都失去了海外帝国——德国丧失了所有海外资产，日本放弃了237亿美元的殖民资产。两国的战犯都被征用：回形针行动的纳粹科学家为美国制造火箭，而731部队的生物战专家则在德特里克堡研发武器。差异体现在表面的问责上：德国调查了9万人涉及纳粹时期的罪行，并向大屠杀幸存者支付了868亿美元赔偿——这是杀害白人和加入西方联盟必须付出的代价。

　　日本则没有进行类似的国内追责。虽然处决了920名日本战犯（超过被处决的数百名德国人），但这都是受害国强加的外部审判，而非日本自身的清算。到1950年，日德两国都被重新武装起来对抗——北约将德国视为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日本则被用来对付朝鲜和中国。区别在于：柏林的纪念馆最终记录了施暴者的罪行；而靖国神社却将战犯奉为烈士。其中的准则是：当遏制比正义更重要时，问责就成了可有可无的选项。美国保留了日本的帝国体制和官僚体系，以确保一个稳定的盟友——在冷战武器库中，战犯成了资产而非负债。

　　《旧金山和约》（1951年9月8日）通过精心策划的排除条款将背叛固化。尽管中国在打败日本的战争中承受了3500万至5000万人的伤亡，但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台北当局都没有受到会议邀请。苏联出席了会议但拒绝签字，认为该条约是“单独媾和”，违背了联合国原则。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抗议直言不讳：该条约“将日本打造为美国军事基地”，却将“作为主要受害者之一的中国”排除在外。美国通过排除在战胜日本时牺牲最大的两个国家来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这不是疏忽，而是奠定战后东亚格局的基础。

　　苏联和中国掌控着不到全球六分之一的经济产出，却摧毁了超过80%的法西斯军事力量，同时承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61.9%的死亡总人数。他们赢得了战争。罗斯福和丘吉尔则布局赢得了战后秩序。这不是巧合、策略或巧妙把握时机，而是一场从一开始就精心策划的背叛，且经过了精确的执行，并通过持续至今的宣传所掩盖，当他们庆祝诺曼底登陆日却抹去斯大林格勒战役，敬仰丘吉尔却隐瞒他的孟加拉种族行，宣称胜利而那些真正的胜利者却数百万长眠于无名坟墓时，这种宣传仍在继续。

　　同样的牺牲算计还在继续。朝鲜战争：朝鲜死亡人数为400万至500万，而美国损失54246人；越南战争：越南官方记录的死亡人数为310万（西方历史学家仅承认150万），而美国损失5.8万人；印度尼西亚：根据美国提供的死亡名单，在1966年的“运动”中，有100万至200万人被杀害；对于非洲来说，从奴隶贸易和殖民种族灭绝开始，六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暴行从未间断。今年也是1955年万隆会议70周年，当时29个非洲和亚洲国家宣布拒绝成为冷战的棋子，同时要求摆脱殖民统治和新兴的新殖民主义支配，获得真正的独立。

　　社会主义人民和领导层能够击败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无论是过去的法西斯主义——还是现在的超级帝国主义，纵使面临各种物质劣势。这一胜利需要天才、勇气和难以想象的牺牲。它还证明了帝国主义无法接受的一点：只要组织得当、领导有方，动员起来的普通民众也能击败任何帝国。在《论持久战》（1938年）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真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不在于GDP增长率或军事预算，不在于殖民掠夺或工业能力，而在于那些拒绝屈膝的被动员起来的民众。数据证明他是正确的：占世界GDP的 8%的国家击败了占30%-32%的国家。准则保持不变——当人民被组织起来时，任何帝国都无法屹立。